随着“十七年”文坛研究的深入，了解五四以来的作家、学者在建国之后的日常生活、创作与研究活动、以及他们的政治诉求，已然成为近年来学界极为关注的重点。而周作人在建国初期的心态，因为他本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鲁迅的兄弟关系以及曾经“落水”等经历，特别令人有兴趣探究。
台湾“中央研
龙榆生（１９０２～１９６６），江西万载人，是晚清词学大师朱祖谋和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长期担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在二三十年代，龙榆生属于旧派人物，交往的人基本集中在诗词界。虽然龙榆生在厦门和上海时都和鲁迅有过交往，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也提过他（具体见龙榆生自己在《苜蓿生涯过廿年》的回忆，见《近代词人手札墨迹》第９２１、９２７页。还可参见张晖２００１年在学林出版社出版的《龙榆生先生年谱》第１９页、第４８～４９页），但他与远在北京且以新文学起家的周作人，当时还从未有过来往。他们之间的交情，应该始于１９４３年的南京。
据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２０００年版）记载，１９４３年４月，周作人受汪精卫邀请，与沈启无、王古鲁、周丰一等人从北平到南京访问。龙榆生当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和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４月１０日至１２日，龙榆生和当时同样任教南京中央大学的杨鸿烈一起陪同周作人等人赴苏州扫章太炎墓。后来龙榆生又在南京陪周作人、沈启无游览玄武湖，并有《癸未暮春与启无陪知堂老人泛舟玄武湖作》诗记载他们这次交游。（《龙榆生先生年谱》，第１２４～１２５、１３１页）
若仅从上述事实看，周、龙二人也就是泛泛之交而已。但是，抗战结束后，他们的关系却密切起来。这无疑与他们的共同遭遇有关。周作人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６日在北平被捕，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７日押入南京老虎桥监狱。而龙榆生亦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８日被羁押，至１９４６年３月８日被押至苏州狮子口监狱。值得一提的是，身处囹圄的龙榆生在本人及家庭非常艰难的条件下，仍嘱咐在南京的长女龙顺宜要尽力照顾周作人。而龙顺宜果然依照父亲的叮嘱，对周作人进行了力所能及且悉心的照顾。近四十年后的１９８３年，龙顺宜撰写了《知堂老人在南京》一文，详细披露了其中的情形。（刊香港《明报月刊》１９８３年３月）
１９４９年１月周作人出狱后住上海尤炳圻家，而龙榆生在１９４８年已经保外就医，当时定居在上海，听说周作人的消息后立刻赶至尤家拜访周作人叙旧。８月８日，周作人即将北返，龙榆生还赠其路费一万元。（《周作人年谱》）可以说，由于类似的身世，使得周作人与龙榆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以下二函便是在此背景下写的。
第一函
榆生兄大鉴：
得十八日手书，知近来曾患胃病，虽已然平复，尚希加意摄卫为要。今年寒冷特早，北京已见冰霜，想上海当较好。大世兄往玉门任职，甚善甚善。现今火车通至兰州，国内渐如一家。又闻玉门生活设备甚佳，大概比小都会要好得多。而且所学得所用，诚大佳事也。弟之译书正是家庭手工业，但间接亦于国家有用。以前两年全与私商（书估）打交道。但现今那些货物（译稿大小五部）悉已由人民文学社收购。为此不但将来有出版之望，且亦足见以前工作在政府看来亦是有价值的。总算不为白费，私心窃以为喜也。匆匆不尽，即颂近安！
弟 作启
十月廿六日（１９５２年）
“大世兄”指龙榆生长子龙厦材，１９５２年６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工学院化工系，分配至玉门工作。玉门地理位置偏僻，所以周作人在信中对龙榆生进行安慰。火车通至兰州，应该是指陇海铁路１９５０年４月开始修建天水至兰州段。信中所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收购之“译稿大小五部”，应该就是指１９５５年２月起陆续出版的《伊索寓言》《日本狂言选》《浮世澡堂》《古事记》等书。“于国家有用”、“以前工作在政府看来亦是有价值的”云云，可见知堂当时心态。
关于周、龙二人的交往，日本学者小川利康曾考证说：“龙榆生与周作人１９４３年在南京曾见过一次，后来同年龙榆生来京见过三次。后来似乎一直没有联系，１９５３年周作人以周遐寿的名义出版《鲁迅的故家》后，才恢复通信关系。”（小川利康：《论周作人〈老虎桥杂诗〉及其杂诗的体式》，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４日“中国文学与东亚西亚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第１０页）。实际上，在１９４３年之后，龙榆生和周作人一直保持有亲密的联系，这从上文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得知。所以，小川的说法是显然有误的。这封１９５２年所写的信，更可证明小川推测周、龙二人１９５３年才恢复通信的说法有误。而从周作人信中的家常语气来看，这封信应该不是他们建国后的初次通信。有理由相信，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并没有因为建国而中断。
第二函
榆生兄大鉴：
一日手书诵悉。知寄药已到，第二次于昨日发出，想收到当在十日后矣。药为弟所服用之余剩，故以奉赠，但希望能有效验。在港之部分为托柳君购入者，而弟向海关申请之药已托别一友人购寄，因此转赠嫂夫人试用。根据海关人员的了解，购寄药品只可自用，不能转售，否则即为违法。但赠送则不在此限，因此关于药价请勿再提及，只请作为友人赠贻赐予收下可耳。匆匆不尽。即颂大安！
弟 启明顿首
六、四（１９５４年）
据《周作人著译篇目系年目录》记载，周作人在１９５４年仅留存三篇文字，其中《读〈庚辛〉》还是遗作（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之《资料索引》，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６９页），则这封信的价值可以想见。在信中，周作人提到赠药给龙榆生夫人的事，更可以看出两人的友谊。
“柳君”应该指柳存仁。据郭梦鸥《知堂老人来苏州记》（《风雨谈》第三期）中说，１９４３年４月周作人访苏州时，除龙榆生等人陪同外，还有“上海赶来的陶柳二公”，“陶柳二公”即陶亢德与柳存仁。（《龙榆生先生年谱》，第１２５页注１）当时柳存仁在香港居住，对周、龙二人来说，柳存仁是久违的旧雨相知。
一切就如周作人第一函信笺上所刻的三个字“如面谈”那样，我们从两封信中仿佛可以看到周作人与龙榆生这两位老朋友在那里叙家常。他们类似的遭际，使二人在五十年代那段特定的岁月里，产生了意味深长的交情。惟一令我们遗憾的是，以两人交往之频繁，来往书札必然甚多，可惜保留下来的只有这两封。尽管如此，我们也已然可以通过这两封珍贵的书札修正一些现有的结论，丰富对那个时代的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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